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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母亲早就跟我们说了，小孩子不要几个人私下去河里玩，容易出事故。在没有大人的陪伴下下河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偶尔听到哪里哪里淹死人，母亲听得心惊胆战，于是告诫我们，这就是不听老人言的后果。在河里岂能是开玩笑的，那河你又不熟悉，万一有暗河、水鬼什么的，遇到岂不白白送命？有些人总是说不听，直到遇到危险想吃后悔药也来不及了。每次听到说小孩在河里出事，她都很严肃地对我两兄弟说，你们还小还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别看平时那小河比较温顺，可一旦它发起怒来那就不得了，无数的血的教训很深刻，千万千万不能在没有大人保护下下河。她说不管什么情况，没有她与父亲的允许，我们兄弟俩绝不能私下下河游泳，如果胆敢违反，那她会把我们吊起打个半死，父亲也会这样做的。

    母亲说得很严厉，当时当然不以为然，心里还在想别人的孩子为何可以私自下水，认为她管得太紧太严，简直有些不通情理，于是在心里有些抵触情绪。我自认为在那个水不深的小塘洗洗澡也没有什么危险，而且那么多小伙伴都在，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还不是多此一举？心里有些不爽，但又不敢明说抵触，怕惹火烧身挨一顿臭骂不值。母亲的性格很刚烈，眼睛从来不容沙子，有了问题就要说出来，也不怕得罪人，更不怕被欺负。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后我们去河里玩的时候，留一人在岸上望风，一有情况就马上来报告。这样又过了一些时候，还是让母亲知道了，于是她除了把我们兄弟俩臭骂一顿之外，还把我们兄弟俩不听她的话，擅自去河里洗澡的事儿告诉我父亲。这下有好戏看了，周五下午父亲从学校回来，怒目圆睁声音大得吓人，我知道父亲要打雷了。他平时要求严厉，只要平时听到他声音高八度，我们兄弟俩大气不敢出。这段时间我们兄弟俩闯了这么大的祸，而且物证人证都在，我们想狡辩底气不足，只能是祈祷这暴风雨快快过去吧。

    果然，父亲叫我们兄弟俩跪下，我们兄弟听到他的高八度的暴风雨声，赶紧跪了下来，生怕跪晚了身上会不慎挨打。父亲说：“我不在家，你们兄弟俩就这样无法无天了？母亲的话也不听了，这还了得？现在你们兄弟俩还要父母亲养育就这样阳奉阴违了，如果你们长大了岂不是可以杀人放火无法无天了？”他还说父母亲的话都可以如此敷衍搪塞，那我们长大了还有什么不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那我们这样任其发展下去，将来就会变成一个社会的渣子还说不定呢。如此他们养我们又有何用呢？父亲暴跳如雷地说：“为了以后不再敢犯规，今天你们就跪半天，好好反省一下，今后怎么做你们才知道怕处呢。”

    我们兄弟俩跪着老半天，最后被邻居看到了，于是帮我们兄弟俩说情。说我们还小不懂事，今天这事儿是错了，承认错误改正就好。这地上跪久了对身体不好，弄成感冒了就要打针吃药了。于是反复与父母说情，见大人帮我们说情，父母也觉得挺难为情的，于是便顺坡下驴，也没有让我们兄弟俩再跪下去了。只是父亲还恨恨地说，如果再有下一次犯规的话，绝不轻饶。有了这一次教训，我们兄弟俩再也不敢私下去河里游泳了，如果要去的话，就先去报告母亲说有大人陪着，让她放心好了，经她批准方可下河。

    其实我家住的地方并不叫蒋村，蒋村系我们源口小学所在地，而我们这个杂姓小村系大队部所在地。因为地域优势吧，这里是附近几个大队（村）初中生上学所在地，地处上下村的中间部位，村民来大队部办事就更加方便。而且一条小溪从大队部的门口缓缓流过，风景这边独好，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大队部就设在我们这个杂姓小村所在地，我这个小民也沾了大队部的光。

    童年时代没少去过大队部，在大队部经常看到一些穿着解放军服装又没有解放军的标志的一些干部来来往往进出大队部。这些干部们都神色严峻，有时他们还白天在大队部开会，这时候出来一位干部严肃地对我们小伙伴们说，走，到别的地方去玩，领导们要开会学习、讨论重大问题，开玩笑不得的。听了干部的冷说辞，我们小伙伴们知道这事情的严重性，于是说散了散了，谁吵抓谁去游村呢。于是一窝蜂往外跑出了大队部。

    白天我们小伙伴在大队做游戏，比如与小伙伴拍烟纸折叠的烟纸盒，打雪仗之类的趣事。记得很小的时候一些天的晚上，白天村民们还要参加集体生产，而只能利用晚上时间去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学习，因为年龄太小家里又没有其他人，母亲开会也不能随便请假，于是拖我们两兄弟去大队部开会。

    [1]村委之前叫大队，应该是特殊时代的叫法，估计就是按照部队战时的编制设置。大队后面又改成村委。我们村所在的大队部，当时还有一部“摇摇电话”，这是大队最为值钱的东西了。为什么叫“摇摇电话”呢？因为那时物质还达不到现在的水准，技术水平也还很落后。电话不像现在的数字电话，按几位数字就会自动接通。那时必须先接通总机，然后请示总机再转拨要打的电话，当时一有情况，电话就响个不停。凭着每村的这部电话，联系着与外界的上传下达。

    那时大队部都推行干部值班制度，我记得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以后，我参加工作时的支部书记叫蒋继国，是部队复员回家的，很有魅力。遇到重大的问题，他眉头紧锁，思考问题比较周密，走路虎虎生风，不愧是部队的大熔炉锻炼出来的复员的解放军战士。那时的我对他很佩服，心想长大了我也要当个支部书记，好管理全村的事务。当时村里事无巨细都要请示支书，支书在村里有着绝对的权威，而且当兵进厂，没有大队支书的签字，那绝对办不了手续。那时的支书公章不离身，因为村民有太多的条子需要大队盖章，没有大队的章，银行不能取钱，甚至有一段时间出门在外必须凭大队支书签发的路条。

    大队一楼还设有医务室，有了伤风感冒什么的就去医务室找黄医师[2]。黄医师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但是大家都尊称她黄医师，她是我同学黄昌荣的母亲，人很善良性格也很好，不像我的母亲风风火火，脾气一点就燃。她在我们村上村下都有很好的口碑，大家都很喜欢她，直到多年以后，遇到她老人家居然还喊得出我的乳名。听了她喊我乳名，我也很感动，几十年了，岁月的沧桑写满了脸上，不过她还是很有精神，不像一个八十岁左右的老太太。又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她老人家怎么样了，过得可好。

    她儿子黄昌荣先在本县国有公司工作，以后调到某市工商银行，这兄弟日子倒过倒是潇洒，身边不乏美女。此位仁兄为人仗义，又特别讲感情，一生乐于助人，只要是他做得到的，找他办事绝无二话，是一位讲义气够兄弟感情的好哥们。只是后来受到某种打击，他不再追求更高的事业。我想如果没有在某方面受到波折的话，他的事业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黄医师的医术倒也精湛，虽说是赤脚医生，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但她比较努力，又肯不耻下问，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倒有大的作为。她是西医但略懂中医术，小的病痛找她，她用一个听筒放在你胸前，再问你几句，她说好啦好啦，没大的事了。然后开点药给病人，说一次几粒，用开水服下，休息一二天就行了，小的病痛基本做到药到病除。在那个物质极度贫乏的时代，尤其是医院医护人员紧缺的时代，像她这样的赤脚医生正是适应的时代的需要，让类似她这样的懂点医术的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她的仁爱让村民们佩服不已。

    记得有一次晚上去邻村看电影，回来的时候因为天黑脚踩上了竹子被砍留下锋利的竹蔸，天黑没注意，鞋子踩在上面一瞬间被刺穿，血顿时流个不停，同行的小伙伴马上给我简单包扎，然后急着赶回家去。因为也没有什么大的疼痛，就没有告诉母亲，谁想过了一周伤口发炎化脓，就才告诉母亲。母亲急着带着我去大队部找黄医师，她一看说不好，化脓了需要小的手术，把肉里面的残物弄出来才能愈合，否则就很麻烦了。

    我一听极度紧张，一下子哭了起来，这刀子划在肉上，谁说不痛死？能不能有其他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黄医师极有耐心地说：“平平不哭，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是一个小小的手术而已。划个小口子把残物取出来不就得了？男子汉大丈夫，以后平平长大了还要当解放军呢，这点痛对男子汉来说算得了什么？何况我还要帮你打麻药，一点也不痛。当然麻药过后还是有一点点痛的，不过挺过这几天就好了，小孩子伤口愈合得很快。放心吧，凭你黄姨的技术，这个小手术会很成功的。”

    母亲也在旁边鼓励着说，没事没事，听你黄姨的没错，你黄姨是谁？这十里八乡的谁不知道你黄姨的厉害，别说这是一个小手术，就是再大的手术在你黄姨面前还不是小菜一碟？黄姨还告诉我，这个是最小的手术，手术之前呢会打一针麻药，一点也不会痛。再说现在除了手术没有更好的办法，如果今天不做手术的话那后果就严重了。严重到什么程度呢？那以后脚就会不听使唤，走起路来一脚高一脚低，那就是瘸子。别说当兵招干什么的都没有资格，弄不好连老婆都讨不上呢。我一听很紧张，赶紧说：“来来来，黄姨，我不怕痛，你帮我手术吧，我保证不喊痛，谁喊痛谁是小狗。”母亲一听忍不住扑哧一笑，黄姨听了伸出了大拇指，说平平是男子汉，长大了一定会当解放军。然后马上帮我打了一针麻药，就这样帮我做了一个小手术，回家休息了半个月，这受伤的脚就完全恢复了往日的活力与健康。

    我所在的片区村是杂居，一直没有冠之名号，到现在我还不明白为何没有赋予它名号。我们这个小村有蒋姓、杨姓、和余姓等，一起不过二三十多户吧，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大家相安度日，倒也比较融洽，虽偶有磕碰，过后不久便和好如初。这里的民风淳朴，家族观念较浓，到哪家串门都可以扯上八大姑十大姨之类的亲戚，都可以认上亲戚。实在扯不上的，就扯你叫张三的老婆叫大姑，我叫张三的老婆叫表姨，这样两家不就是亲戚了吗？这叫得亲切应得开心，好像这里从来就没有生疏观念。整个村都是亲戚，没有外人，实在也是这样呢，五百年前诸位不也是一家人吗？这里的人淳朴到了什么程度？在我有记忆的时候开始，我们村及这附近的村，从来没有发生互相斗殴伤害对方的事件吧。即使偶有冲突，几日后想开了又会和好如初。当然，平时磕磕碰碰怦怦的事儿也偶有发生，但过了一些时日大家都以和睦为贵，基本能和好如初。虽然说那时物质极度贫乏，但在邻里之间，如果东家杀一只鸡，西家杀一只狗，都要盛一碗到对方家，以示风雨同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之意。

    童年的小伙伴有阿能、阿户、阿运、阿杨、阿贞、阿发、阿荣等几个人吧，都是60年代后期出生。因为是同龄人，大家经常在一起放牛、打柴割草、弄猪吃的野菜之类的，所以基本上每天都能见到，即使白天不能相见，这晚上也要见面说几句方才作罢。

    那时每天跟着小伙伴去田埂上扯猪吃的野菜，劳作了一时半会，有人提出做一个游戏。于是，大家用小铁铲在干田里挖一个简易的小洞，每个参与的小伙伴每人从自己的篮子里拿一点刚扯上的猪料野菜，依次放在洞的周围。如果有人想作弊少拿出来一点，当即会有人指出，小子你哥们太不仗义了，我们可倾家荡产把身家性命也搭上了，你小子居然如此小家子气，真像一个小娘们一样小气。其他小伙伴见状哄堂大笑，说真像小娘们呢。那小伙伴红着脸说，你们瞎了眼还是咋的？我贡献得还少吗？一边嚷着一边拿出一些野菜放在地上，直到大家满意为止。

    然后几个人抽签决定先投石的顺序，谁把小石子投入洞里为胜，得胜的小伙伴获奖野菜一份。这样，一轮轮依次投石，直到把这几份野菜犒劳完毕为止，得胜者兴高采烈，犹如得胜回朝的将军一样骑着高头大马，不停地向观望的人们挥手致意。而失败者也得意扬扬，似乎这一切都在他掌控之中，他在布一个更大的局，对这种小儿科的胜利根本不值一提。大家兴高采烈，宣布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明天再作分晓，于是皆大欢喜，说说笑笑往回赶。

    闲时几个兄弟围着一张小桌子打扑克牌，一边二人，谁输谁不能坐起来，于是双方就开始你死我活的争抢战。有时自己一方出错了，马上指责不应该这样出牌，一手好牌打摔得稀巴烂。被指责的自己一边的人立马说，我怎么出错了啦？我又不是诸葛亮有先见之明，谁知道你手上有什么牌？如果我事先知道你手上有什么牌，我就好咯。这话还未落音，立马遭到反击，说打了半天牌，连牌也不懂算，难怪都是输的多赢的少，这样下去哪个敢与你搭伙才怪。被指责的人更加恼火，说谁让你与我搭伙了？你这臭手哪回又赢了我？还在我面前指手画脚，自己不觉得羞耻还敢在我面前乱放屁。

    于是，同一边的人内耗在自己阵上互相炮轰，让对手手舞足蹈，赢了的那一边听了很开心，于是哼起了歌曲：“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然后眼睛盯着对方一副得意忘形的样子。这样输的一边更加气愤，于是把牌往桌子上一扔，说不玩了不玩了，看你们得意的样子就让人恶心。可到了第二天，早就忘记头一天发生的事，拉着手和好如初，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其实也真没发生什么，这只是一种很原始的童趣打闹，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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